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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老人眼中的中国宪法之路

来源::网络整理 | 作者:管理员 | 本文已影响

原标题:一位人眼中的中国宪法之路

下周一是12月4日,也是我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。今年国家宪法日的主题是“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维护宪法权威”。从1954年制定出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至今,我国宪法变迁已有60多年的光辉历程。纵然时间无情,可宪法变迁中,总有些人的身影格外清晰。其中,就有我国宪法学泰斗许崇德老先生。

年少“生经战乱,吃尽民穷国弱的苦头”意识到国家根本制度、根本大法的重要,“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求知欲”。在美国参观托马斯·杰弗逊的纪念堂后,留下“我亦草书根本法,从来笔下不输人”。可以说,许崇德老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宪法学。

遗憾的是,2014年3月3日许老因病逝世,享年85岁。

今天,23号小组分享一篇《中国人大》杂志此前采访许老的旧文,向许老及千千万万为中国宪法无私奉献的人致敬。

许崇德居住的时雨园隐于繁华的中关村地带,盛夏骄阳下,满目绿意。“我到门口迎接你。”挂了电话,许崇德笑呵呵地打开门,眼前的这位中国宪法学泰斗,一头银发,雪白的T恤,深蓝色的短裤,格外亲切随和。

走进宽敞的客厅,三面书架环绕,一层层的书堆摞到了天花板,茶几上铺满了书和报刊资料,整个房间看似随性却自有章法,弥漫着浓郁的书香气息。“这些书别人不能动,一动我就找不到了。”交谈中,许崇德偶尔会随手从一堆书中拿起一本,翻到其中一页,指出某个年份或人名佐证自己的话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,许崇德参与了“五四宪法”、“八二宪法”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四部重要法律制定的有关工作,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历程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。耄耋之年的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五十余载,也是国内宪法学发展的奠基人和重要参与者之一。

面对无数的荣誉和眩目的光环,许崇德波澜不惊,非常淡然,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在轻缓的话语声中,记忆深处的往日画卷由此徐徐展开……

“五四宪法”

群众在抗洪堤坝上讨论草案

“1953年1月,中央启动了宪法起草工作,专门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。”许崇德的讲述将记者的思绪带到了五十多年前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。1954年初,研究生毕业不久,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员的许崇德作为宪法学“对口”的专业人才,被组织借调到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资料组,负责收集世界各国的宪法。

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在中南海。许崇德回忆说,资料收集的范围非常广泛,除了有中国近代宪法,苏联、波兰、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宪法资料外,还包括美国、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。“当时的领导们大多从战场归来,对宪法这一事物还比较陌生的,需要拓宽知识面。”

除了资料收集外,许崇德与同事们还整理编辑了一本宪法名词解释,因为宪法毕竟较专业,这本小册子就像本宪法小百科全书,对相关的名词,解释得简要明确,很有帮助。

宪法的起草经过一稿又一稿的反复讨论,不断论证,草案日趋成熟。1954年6月,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公布草案,进行全民讨论。“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不久,全国的百姓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,都热切期盼这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大法能够尽快出台,参与讨论的热情格外高涨。”

正是在那年的夏天,我国的淮河和长江流域赶上了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。许崇德记得,“即使这样,基层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仍然不放松讨论宪法草案,提出意见。一边抗洪,一边在河堤上讨论。”而且令许崇德印象深刻的是,水灾阻断了路面交通,许多“意见”是由飞机专程送到北京,一捆捆的,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每次拆开油纸,看到这些千万群众讨论的成果,许崇德他们都备感珍贵,感动不已。

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,宪法修改委员共收到一百多万条的意见,许崇德和同事们日夜加班加点忙碌,依照草案的条文顺序,对意见进行分类整理,“遇到相同、重复的意见就归纳为一条,并标明提交的省份。”最终形成了十六本厚厚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,供草案修改时参考,也供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翻阅。

据许崇德回忆,在近一年的时间里,宪法起草委员会大概召开了九次会议进行集中讨论,“每次会议有时是几天,有时是一个礼拜。”除此之外,草案还经过了中央高级干部讨论和较大规模的各界人士讨论,不断修改。

1954年9月,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,刘少奇作了宪法草案的报告。9月20日,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获得全票通过。“现场,全体代表起立鼓掌欢呼,会场外,鞭炮声四起,大家尽情庆祝欢呼。”话语间,许老仿佛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,他感慨地说,“印象中为了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,许多父母都给那年出生的孩子起名叫‘宪法’,足以说明群众对这部宪法热爱。”

“八二宪法”

历时两年半,胜读十年书

1980年9月,面对国内新形势,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中央的建议,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,主持修改宪法工作。

就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,随着“文革”的结束和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招生,许崇德从江西农村重返母校讲台。蛰伏多年,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进入“井喷”期,《对我国宪法学发展的几点想法》《论宪法规范的显明性——对我国1954年以来三部宪法的比较研究》《论“序言”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》等近二十篇较具影响力的文章相继发表,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因此,许崇德再次被“点将”到“八二宪法”修改委员会秘书处,而这次,他直接参与的是宪法条文的具体起草工作。

许崇德说,秘书处是1980年9月17日成立的,胡乔木任秘书长,还有七位副秘书长:他们是胡绳、吴冷西、张友渔、邢亦民、王汉斌、叶笃义、甘祠森。“秘书处的成员起初有我、王叔文、肖蔚云、孙立、李剑飞等,后来逐步扩大。”

“最开始的几个月,秘书处每个礼拜都要召开两三次会议,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天津厅。每次会后都出简报,一连发了三十多期。”许崇德回忆道。

我国“五四宪法”颁布之后,曾在1975年和1978年重新公布过两部宪法,因此,按照常规,“八二宪法”应在“七八宪法”基础上进行修改,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许崇德向记者介绍说,1975年宪法修改正值“文革”期间,通过的条文只有30条,很不完善;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“七八宪法”,虽然有所进步,但仍未摆脱“文革”的影响,不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。再三权衡,1980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,彭真专门向中央打了个报告,提出这次修宪要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,随即获得了中央的批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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